近日，“高铁站台能否吸烟”话题引发热议。12306客服的一句回应让人颇感意外:“全国层面对于非密闭的高铁站台，暂无统一强制禁烟要求。”高铁车厢内全面禁烟早已是板上钉钉之规定，然而仅一门之隔的站台，却长期处于制度的灰色地带。
对此，烟民有烟民的道理。网上一种颇有代表性的声音是：站台是开放空间，列车上忍了几个小时不抽烟，停靠的间隙赶紧来两口过一下瘾，有什么不能理解的?这些想法看起来有一定道理。但问题在于，高铁站台并非空旷的露天地带，候车区域人员高度密集、头顶装有巨大顶棚，为半封闭空间。点上一支，烟雾缭绕，其他旅客没有选择余地，只能被动吸入。须知权利边界在于不妨碍他人，在这样的空间里，“抽一口”的自由与“不被迫吸二手烟”的权利之间，天平该向哪边倾斜，答案并不模糊。
当然，仅仅呼吁禁烟容易，真正的难题在执行，就算立了法，谁来管、怎么管？有一线站台工作人员坦言，车站人手有限，站台警力更是捉襟见肘，面对烟瘾难耐的旅客，工作人员能做的往往只是反复劝说，“有时甚至还要帮乘客踩灭烟头”——不是不想管，而是确实不好管。
深圳的“别抽啦”小程序提供了一种思路：让公众成为控烟的参与者，通过随手拍投诉和志愿者到场督导，构建“立法—执法—公众参与”的治理链条。不过，这种模式能否在更大范围推广，依然面临考验。赋予普通人举报权，如何避免被滥用？拍照取证与个人隐私之间的边界如何划定？这些问题需要在制度设计过程中审慎对待。换言之，要肯定公众参与控烟的方向，但参与的方式需要更精细的法律框架来规范。
值得关注的是，就在内地高铁站台禁烟引发争论的同时，香港正以更大力度推进控烟。今年1月1日起，香港将禁烟范围扩展至学校、医院等场所出入口三米内的公共区域，排队候车时亦严禁吸烟，违例罚款从1500港元翻倍至3000港元，原则上，执法人员即时开罚、不予警告。4月30日起，更将全面禁止在公众场所持有电子烟等产品，涉及商业用途的最高可罚5万港元并处监禁半年。香港的做法说明一个朴素的道理：执法难从来不是不立法的理由，恰恰相反，清晰的法律规则本身就是降低执法成本的前提。
反观内地，立法动作早已有之。2014年，原卫生计生委就起草了《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(送审稿)》，至今仍未正式出台。这些年，深圳、北京、上海等城市各自先行立法，254个城市出台了市级控烟法规，但标准参差、尺度不一。旅客是流动的，一趟跨省列车途中经历“此站禁烟、彼站不禁”的尴尬境地，毋宁说，规则的不一致消解了其严肃性。
站台禁烟不是要制造烟民与非烟民的对立，而是为所有人划定一条公平、清晰的公共行为底线。我认为，这条线不该再由各地自行摸索，而应由全国立法来统一划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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